督查组后来把目标放在了县区交界的“三不管”地带。
  比如木材加工业，加工方式机械而简单，稍有经济实力的工厂通常会采用大中型的自动化设备，进行压制、成型、切割、涂漆等操作；经济实力较差的，稍微有些力气的妇女也会被雇佣，靠手工配合简单器械完成加工。
  在驶向村镇的沿途，张峰就看到了不少手工作坊：老板用蓝色或灰白色的铁皮、废木板、塑料板，简单围出一个半敞开式的厂房，仅供挡风和遮阳。
  原材料和加工好的木板在厂外的空地上胡乱地堆放在一起，厂房内放着些小型切割机、胶桶和漆桶，设备上方松松垮垮地吊着锈迹斑驳的集尘罩，连接集尘罩和除尘设备的管道四处漏风，根本起不到收集的作用，至于角落里的除尘设备，已积满了厚厚一层灰，没有开启过的痕迹。
  一路查来，督查组发现了一家又一家不合规的手工小作坊。
  这时，督查组长说道：“村里还是骑电动车方便，要甩开后面的车可方便多了。”
  有成员开玩笑地说道：“这些人该不会是去前面通风报信的吧？”
  有成员则反驳道：“我看不太像，电动车后座还坐着个小孩呢，总不可能伪装到这个程度吧？”
  等到督查组车辆开到厂门前时，自动折叠门关得很紧，厂内隐约还可听到机器在停止运转的声音，院内停着几辆电动车。厂房后面是一排平房，似乎是提供给工人居住的宿舍。
  就在督查组成员叫门的时候，院内的平房门后探出几个孩子的脑袋瓜来，其中一个真的正是刚才电动车后座上坐着的那个，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督查组成员在门外等候片刻，没等来开门的老板，却看到不少女工从厂内走了出来。
  当时是下午三点，还没到下班时间，从厂房内走出的女工们，有的蹲在院子边上聊天，有的人摘下口罩和手套，准备骑上电动车回家。
  督查组组长跟她们说明来意、亮明身份后，总算是来了一个人，打开门让大家进去检查。
  自然是一无所获，组长索性也不进厂房内检查了，就站在院内，与蹲在边上的女工搭话闲聊：“你们怎么出来了？”
  这名女工很淳朴，操着一口方言说道：“刚才来消息说有人要来检查，让我们停工。”
  组长乘胜追击：“你们停工到什么时候啊？”
  这名女工竟也不避讳，笑道：“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们什么时候开工。”
  虽然有些不甘心，督查组还是重振旗鼓，向村内进发。
  张峰发现村子里大多都是独门独院的村户，院子挺宽敞，不时还有狗、鸡跑出来。车子经过一些人家门口的时候，能看到有些院子里露天堆放的木板和小型切割机。
  条件更富裕的，还会在家对门空地上搭一个半敞开式的棚子，组建起一个家庭手工小作坊。
  这些作坊为避免工商处罚，虽也置办了营业执照和环评手续，但张峰在现场看到，环评手续就如同一纸废文。
  面对检查，这些作坊里女工们的反应与我们料想的截然不同。她们坦诚、踏实，除了会加工木板，对各类规章和手续一概不懂，有的连字也认不到几个，需要什么材料，她们便把能提供的尽数交到我们手上，让我们自行查找。即使不会说普通话，也依然会用方言磕磕巴巴地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如果按照正常的判定问题流程，这些手工作坊，停产整改和警告罚款是必不可少的，甚至罚款金额会超过一个手工作坊一年的利润。
  说实话，张峰此时犹豫了，到底需不需要采用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查处和关闭？
  这些人每日辛勤工作，可是在不景气的市场以及同行的激烈竞争之下，能赚取的仅仅是极微薄的工资。
  而督查组动动手指填写的几句话，上传的几张照片，这些女工们的生活就有很大可能受到翻天覆地的影响，作为东华市主要领导要为她们的今后的出路着想。
  这种自我怀疑的根源是环保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对我们来说，就像是那道电车难题。
  一条轨道上绑着少数的企业、小作坊老板以及他们的工人，老板奸诈狡猾，对出现的环保问题，擅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蒙混过关，而工人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助纣为虐；另一条轨道上绑着大多数民众，遍布村镇乡里各个角落，在污染的大气中艰难生活，而督查组就是那个控制拉杆的人。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是张峰今后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
  过了一段时间，张峰带人去新安省启明市对挂职锻炼干部进行慰问。
  除了在公开场合一起进行集体慰问外，张峰还单独召见了几个人员进行询问。
  让张峰没有想到的是，崔国波竟然被安排在启明市开发区指挥部工作。
  崔国波说道：“我第一天去指挥部工作，拆迁办主任在会议上强调，你们不要和我说困难，工作都是做出来的，不下苦功夫，不加班，怎么签得动协议？”
  “有几家钉子户，都已经拖了一年，施工队都到了房门口还不签字，早该拿出来做典型，搞他个强拆。”
  “说实话，张书记，‘强拆’这个词着实把刚到拆迁办的我吓到了，心想如今还搞强拆，难道不怕上新闻？”
  启明市开发区指挥部是个临时机构，分为协调办、建设办和征拆办。
  此前，征拆是由私人的开办的拆迁公司负责，机关如有需要，就会和拆迁公司签订合同，若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拆，公司可以获得不菲的佣金。
  为了完成任务，拆迁公司一方面想方设法把补偿价格一压再压；另一方面，也对“钉子户”束手无策，以至于在拆迁的过程中难免“厚此薄彼”。更严重的是，这些公司只管完成拆迁任务，留下了很多后续问题让机关擦屁股。
  “张书记，我作为挂职干部，居然让许多人心生嫉妒。”
  这是为什么？让张峰心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