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刚过，古城长沙吹拂着阵阵宜人的秋风，我乘坐“飞鸽”驰进了国防科技大学大院，几经打听，来到了环境幽雅的军干楼后栋，登上二楼，敲开了湖南省政协常委、国防科大二级教授曾石虞的家门。
  我走进他的书房，他正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收听新闻节目，听说是汉寿家乡来的客人，他连忙关了收音机，一边尽力睁大眼睛打量着我，一边起身相迎。我知道他已是84岁高龄的人了，也早闻听他为国防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如此热情，我倒有几分拘谨，急步上前，请他坐下。他却不肯，紧拉着我的手，满脸慈祥的笑容，连声说：“哦！家乡来的！请坐！请坐！”一口道地的汉寿乡音，使我和他的感情距离在瞬间拉得很近很近。我本想向他简单地请教两个问题后即刻就走，这时却拉开了话题，谈得既多又广泛。对于众人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和妇女革命的领袖帅孟奇，是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曾老对帅孟奇很钦佩，他说：“小时候，我就发现她非同一般。”
  原来，他和帅孟奇都出生在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大垸，他家住在大兴障，帅孟奇家住在铜盆障，中间仅隔一条四五百米宽的小河，而且两家世代相好，尤其到了父亲这一辈，感情更为诚笃。他的父亲曾毅和帅孟奇的父亲帅驚百，从小一起读书，年轻时又一起留学日本，都与黄兴、宋教仁等反清革命派交往甚密，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不满于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帅驚百与曾毅结伴来到长沙谋生，同在省教育司任科员兼秘书。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曾老深情地说：“那时，我们两家相依为命，合资在议会街纱帽塘租了一栋木板房，我家住一间，帅大姐家住两间。当时的房子没有门牌号码，为了便于与外界交往，帅伯伯提议取个名字，我父亲赞同，并要帅伯伯取名。帅伯伯就根据我两家的姓氏，在‘帅’字上面增一横，在‘曾’字上面改两划，定名‘师鲁堂’。每逢节假日，两家就在一起打牙祭，或出外游览。平时来了客人，做了好菜，你请我陪，我请你陪。帅大姐长我6岁，把我当成她的小弟弟一样看待，处处帮助我，时时爱护我。记得有次我摔了跤，弄脏了衣服，怕继母看到了责骂，躲在屋后不敢进门。帅大姐就悄悄地给我换上干净衣服，还亲手帮我把脏衣服洗净。她从小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优秀品德。她刻苦好学，白天进周南女校读书，放学回家就躲进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自学，很少出外玩耍。夏夜，别人都赶当风的地方纳凉，她却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手拿湿毛巾，边学习，边擦汗。她的表弟后来是她的爱人许之桢因父母亲去世早，从小就由姑父抚养，此时也住在‘师鲁堂’，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我和他都被帅大姐那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也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看得头等重要。俗话说：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公赶鬼神。我能有今天，也要感谢帅大姐当年对我的良好影响。”
  后来，由于社会动乱，曾毅和帅驚百又相邀流落到江苏松江中学和常州中学教书。再后来，帅孟奇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汉寿、武汉、上海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10月10日这天，由于可耻的叛徒出卖，她在上海新闸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遭受了重刑的折磨：“老虎凳”，压得她头破血流；“压杠子”，折断了她的右腿骨；“煤油水”，使她失去了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尽管她痛苦异常，可她始终没有让敌人得到半点有用的东西。敌人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不让她痛痛快快死去，要让她一点一滴地活受罪，就判了她无期徒刑，关进南京模范监狱。
  当谈到这里时，曾老对我说：“1933年，也就是帅大姐被关进南京模范监狱的这一年，我在长沙结婚，帅伯伯出席了我的婚礼。当时，我只发现他脸上气色不太好，不知其中的原因，走到他面前敬了酒，没有说多的话。晚上，我才从父亲口里得知了帅大姐被捕的真情，帅伯伯是赴南京营救未成返回来的，请我父亲一同想办法。时光一年年地过去，两个老朋友不知想了多少法子，都未能顺利地把帅大姐营救出来。直到1937年9月，由于党中央设法营救，加上我父亲与另外几个老朋友的多方活动，才取保释放，让她暂时出狱治疗疾病。她出狱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她才获得真正的自由，重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接着曾老又谈到：“帅大姐关在南京模范监狱时，给在苏联从事共产国际活动的爱人许之桢去信表示，恐怕自己活不成了，叮嘱老许不要牵挂她。老许真的以为她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了。于是，就在苏联娶了一个爱人。当时，老许是不应该急着娶那个爱人的。帅大姐真不错，自己的丈夫另外结了婚，唯一的女儿许端一也在家乡被国民党反动派用毒药毒死了，母亲受了刺激，患了精神病，也相继离开了人世。这重重打击，她都没有倒下去。真是不可想像的硬骨头。多少年来，我虽然没和她在一起，没和她见过面，也没和她通过信，可她的这些英勇事迹，却时刻激励着我，每到关键时刻，我脑海里就浮现起帅大姐当年给我留下的美好形象，鼓励着我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多做贡献。”
  曾老停了停，充满深情地说：“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斗争岁月，我和帅大姐终于又在长沙见面了。1982年春节刚过，她来湖南视察工作，从省委负责同志口里打听到我的情况，立刻派人派车把我接到她的住处。我俩紧握双手，热泪盈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1912年分别，到1982年重逢，中间相隔了七十年啊！这七十年，我俩虽然都变老了，可社会却越变越年青，越变越充满生机，由一个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都是因为有帅孟奇这样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带领亿万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取得的呀！她自己得到了什么呢？不仅什么也没得到，反而失去了别人都有，她也因该有的丈夫、女儿、父母……以及她自己的强壮体魄，健美青春，只落得浑身伤残，满脸皱纹，一头白发。我抑制不住钦佩爱戴之情，当场吟成《七绝二首》，赠给我的帅大姐。”
  他紧闭颤抖的嘴唇，从写字台上摸到钢笔，眼睛几乎凑拢稿纸，一笔一画地用力写下了那二首赠给帅孟奇的七绝：
  （一）
  同浮沅水到湘滨，
  师鲁堂中数见君。
  七十年来天地改，
  何期重见女耆英。
  （二）
  囹圄鼎镬久曾经，
  悲勇坚贞早擅名。
  但愿人能臻幸福，
  不辞危苦以身承。
  我手捧着这两首七绝，完全看到了一个老教育家与老革命家之间的真诚友谊，也看到了一个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之情，同时，我也为汉寿那块肥沃丰腴的土地能养育出这样两个特殊的人物而感到骄傲。不知不觉中，我和曾老已谈了近三个小时，我再不忍心干扰他的休息。他先天才从北戴河归来，旅途的疲劳尚未消除。我起身告辞，他移着颤颤巍巍的步子相送，我不肯，他高低坚持着，从书房穿过卧室、客厅，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才挥手再见。我又乘坐“飞鸽”，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催动着我，在前进的道路上飞得更快，更快……
  1987年9月9日下午4时20分于小溪流杂志社